注視痛苦
開春以來,台灣媒體關注國際事務的比例大幅提高。先是在北非遍地開花的「茉莉革命」,以及陷入僵局的利比亞戰事;緊接的日本地震、海嘯和核災,更成為新聞鏡頭日夜緊盯的焦點。同時間佔據國內版面的「霸凌」事件,則是在網路影片曝光後輿論譁然,引發各界對此議論紛紛。透過媒體的鏡頭與文字,我們看到了在武力衝突中流血倒下的北非人民、聲嘶力竭控訴軍人的受暴婦女;見識到人類在天災中的脆弱徬徨,在生死離合間悲痛掙扎;而霸凌新聞裡「強凌弱、眾霸寡」的基本模型,也透過剪接網路影片來傳達被霸凌者的無助吶喊。
近來媒體上大量播放的苦難影像,讓我想起桑塔格(Susan Sontag)在「旁觀他人之痛苦」中的論述。這位重量級的知識份子分析媒體影像所傳播的「痛苦」訊息,認為那些看似客觀呈現的戰爭或災難新聞,通常包藏著特定的價值判斷與利益取向。它們可能是將戰爭合理化的檄文序章,也或許要藉著滿足大眾的偷窺欲望和憐憫姿態來刺激收視率。桑塔格同時以心理學的口吻提醒,當觀眾看了撼人心弦的痛楚,似乎也代表已經在道德上「關心」過那些可憐處境。至於苦難背後的結構成因以及觀後該採取的行動,就在我們拿起遙控器轉台時被輕鬆地迴避了。
「直視痛苦」,正是助人專業者再熟悉不過的工作內容。不論在諮商室、診間或是校園的某個角落,我們陪伴痛楚的心靈、聆聽他們不堪回首的創傷經驗。那些時而全景、時而特寫的歷程描述,猶如從不同角度拍攝的戰爭與海嘯畫面,傳達一波接一波的深沈恐懼與失落。當我們對這些苦難感同身受,專業訓練讓我們馬上記起教科書的提醒,此時更應密切監測關係中的移情和反移情,並從中找出情感糾結的關鍵所在,再以各種專業技巧協助他們跳脫既有的模式窠臼。
我們都清楚,即使具備了深刻同理和高超的會談技巧,也不可能解決個案在性別、社經、文化等不同層面的結構困境。若干基進主義(radicalism)的專業者甚至認為,當痛苦背後所意涵的結構性壓迫被有意無意忽略,那麼不管是諮商輔導、精神分析還是藥物治療,都只是讓個案在較少衝突的狀態中繼續過日子,反而間接鞏固了壓迫系統的運作機制。為了不成為幫兇,他們遂積極投身各種社會運動來改變結構。這類觀點通常被批評逾越專業身份,不過也讓我重新思索:注視痛苦之際,自己在所謂的專業工作上究竟回應了什麼?又保留了多少?(文/黃文弘醫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