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衛生工作者的擁核與反核?
這幾天最重大的時事,要嘛是WBC世界棒球經典賽,再不然鐵定是三月九日的廢核大遊行,據報載,大約有二十萬人走上街頭,不但破了台灣反核運動的紀錄,還應該是台灣各種社會運動史上人數最多的一次遊行。
在隊伍中、在臉書上,陸陸續續遇到幾位心理衛生工作者加入遊行或晚會,心理師、諮商師、社工師、精神科醫師……不一而足。隊伍中也有許多組織團體有事先動員並撐起識別旗幟的,印象中雖然見到社福團體、同志運動團體等和心理衛生也算有關的隊伍,但似乎沒見到什麼嚴義的心理治療師相關組織舉旗響應,只看到以個人身份零星參與者。
這本不令人意外,心理治療師的訓練強調中立性(neutrality),關於政治、宗教、還有眾多充滿爭議的社會議題,沒有太多鮮明的立場,至少不讓個案以為治療師明確站在某個立場,對幫助個案而言,還是頗為有利。但也同時,相應於近年工商業界紛紛響應要對社會有所回饋的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運動,各國的心理治療界也陸續出現如「為社會負責之心理治療師與諮商師」(PCSR, Psychotherapists and Counsellor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等網絡平台,相信心理治療師們也可以更積極地回應社會議題。生態心理學家們更幾乎是明確地以兼顧環境健全為職志,而從事著融合生態與心理觀點的探索。
擁核、反核的論點中,許多從成本、效益、安全等面向進行分析。然則心理學家、心理治療師在兩大陣營中,是否能看出什麼新的端倪呢?
是看到反核者主張核災的風險已達認知治療學派中「災難化思考」(catastrophizing)的程度,或者考慮到憂鬱患者看似負面的思想往往比正常人的樂觀思考更接近真實,而該小心核能沒有大眾想像中的安全?是該指陳用電量也不少的現代人加入反核行列的認知失調?還是該用系統理論的觀點看到個人的用電行為鑲嵌在社會體制中,惟有推動制度性改革才有助於個體省電行為的改善?
當電力就這麼被視為應該無限滿足人民需求的「好乳房」(good breast)時,也許我們該想想「最佳的挫折」(optimal frustration)會否更適合鍛鍊出不那麼自戀的成熟自我?
但基本的電力和其他的民生物資若有短缺,經濟衰敗、社會秩序崩退的結果往往加重社會弱勢者的困境。核能又被視為碳排放量較低的發電型態,只要真不出事,會否有機會緩和氣候鉅變,減少氣候災民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盛行的窘境?
街頭那二十萬反核者又是在滿足馬斯洛理論中哪一階層的需求?對長年反核的環運大將而言,或許那屬於近乎自我實現的個體化歷程;對環保團體的同道而言,有時未必只是熱血中燒,還夾雜著與同儕進行嘉年華會的愛與隸屬需要;但對於貢寮和蘭嶼的居民而言,這卻又是更基本的安全需求。就別要這幾千億的建核預算還涉及太多人最原始的生理需求就好。
講到蘭嶼,想起一張幾位達悟小朋友在藍天下、碧海旁舉牌反核的照片。
是了,身為心理治療師,左套右想地,看到一堆心理現象,卻也說不出心理學該擁核或反核。但若有這麼一種東西稱為核廢料,三十年來無視一個弱勢民族的抗議,仍繼續放在那個小島上,不敢移回台灣本島。那麼,我就很清楚我身為心理工作者的社會責任,就現在而言,當然該「反核」!文/陳俊霖醫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