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當兵時候，曾有搭軍機的經驗。那象徵著意志的鋼鐵之物，一架架在豔陽下透著不凡光澤。等到排隊入內，卻見機艙簡陋，宛如一巨大鐵工廠，到處是裸露的管徑、線路，沒有豪華座椅，亦無美麗空姐。我不禁懷疑腳下的地板是否出現縫隙，駕駛艙內其實坐著牛頭馬面？來不及臨陣脫逃，兩翼的螺旋槳已經快速飛轉起來，瞬間濃烈噁心的化學氣味迎面進襲，耳際嘎響著各種機械不知是興奮還是痛楚的嚎叫低鳴，機身劇烈震動，整個世界彷彿下一秒就要解體——只記得起飛時魂飛魄散，如夢似幻；唯一清楚巨大的死亡念頭，不斷搖撼著腦海——救人啊，要死啦……

村上春樹寫過搭乘老舊飛機於希臘羅德島上空，雙引擎突然在半空熄火，「在一瞬之間非常接近死亡」的心境：「山巒起伏的稜線、松樹的樹林……前面愛琴海閃著波光。我在那上空飄浮著，徘徊著。……覺得好像有一條把過去的一切都綁在一起成為一束帶般的東西，由於某種原因突然鬆開……心情非常不可思議，靜悄悄的。」等到真正身陷破爛的機艙之中，卻無法感受到那種閒暇詩意。在死亡之手幾乎要攫獲他的那一刻，相較於我的不堪，村上的從容相當可疑——想來是因為他畢竟命大安全落地的緣故——那種完全沒有「死亡焦慮」的得意洋洋寫法，彷彿在嘲笑死神的無能似的。

某一研究調查指出，選擇精神科比選擇外科之醫學生有更多的「死亡焦慮」。不知道這種統計的正確性如何，但無法否認我的確相當怕死。在急診室或者病房見過的慘烈死傷，每當重又橫越過交通擁擠的十字路口，即便在雲霄飛車上向下俯衝的享樂時光，那些被車輪夾扁的眼球掉落之臉，或者癌症末期的萎敗神色，往往猝不及防地倒帶重播；猶如站在人生終點線守候著我的死忠啦啦隊，一再提醒我死亡的況味。於是，每次大小旅行前，總會事先在日記中寫下類遺囑之物，一方面覺得這樣相當觸霉頭，相當於給死神暗示，卻又不得不寫；也許我並不怕死，怕的是措手不及，心願無法完成，人生無法完整。

柏格曼電影《第七封印》藉由騎士之口說：「我們不能說死亡是瘖啞的，事實上它是個雄辯的紳士。」「死」正是人生最初也最終的唯一最偉大超然的幻覺的總說明；關於它的消息並非太少，而是太多；我們窮盡一生打聽著，用社會化的行為模式把一則則死之故事架構起來，發展各種技藝企圖將其馴養。「醫學」就是為了對付死亡而出現的學問之一，「醫生」即專業的說書人。這是所以，將死之病人，很容易把他們的憤怒轉移到醫生身上：「為什麼你沒有把我治療好？我知道有人得到癌症會死掉，但是我不一樣，我命不該絕。」語氣咄咄逼人，彷彿在質問為何他分配到的「死亡故事」如此平凡無味。

腫瘤和急診科醫師是接觸最多臨死病患的；前者沈悶冗長，後者卻往往回天乏術。急診醫學裡，彷彿秘笈般的「急救流程」（所謂「ACLS高級心臟救命術」、「BLS基本生命急救術」等等），乃是用以訓練各科醫師、護理人員與一般大眾，不論在飛機上或者馬路旁，都能夠具備與死神拔河的武藝；因此這些流程通常強硬且酷，是不得不的妥協結果。然而，死亡的魔術何其繁複，它何曾遵守過什麼流程呢？我們卻只能將死亡概念化，心虛地派遣一個假人「安妮」去模擬它的意境；已故青年作家黃國俊，就曾在《麥克風試音》裡開了一個他在心肺復甦術的課堂上，居然把塑膠人偶救活的黑色幽默。

詩人佛洛斯特也以這樣的幽默面對死亡：「主啊，原諒我對你開的小小玩笑；我也原諒你對我開的大玩笑。」在日常的懼怖中，詩歌雍容地以抽象複雜的意象謎題挑釁死亡；當艾瑪湯普遜飾演之詩學教授的死亡變得具體（罹癌），便失去了抽象的能力， 失去了詩的力量。他唯一的依靠只有醫學，醫學卻往往如此無趣，單調的治療原則，冰冷的醫學字彙，「擾亂」著人生經驗最肅穆的時刻（某些主張「安寧療護」者的看法）——《心靈病房》就是這樣一部分別以詩和醫學輪流抵抗死亡，卻先後失效的電影，死神又一次勝利了。

詩人死了，醫生也會死。村上春樹說我們有可能在一瞬之間非常接近死亡；這樣的認知，就像肥料與催化劑，使得現實生活每一刻，彷彿隨時都會陷入HBO《六呎風雲》影集的開頭。死神緊緊跟隨，我們知道有人必死，而任何一個死者，都將為這個葬儀社般的世界，帶來新變化。

二

去年夏天，有機會與一位知名詩人前輩在俄羅斯餐廳一起聆聽道地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唱歌的女子舞姿曼妙，青春無限。他有感提到臨老心境，有一陣子難以成眠：「覺得睡眠是如此可怖，一旦睡著就要落入無盡的黑暗。」連聽自己最愛的古典音樂也覺得：「那些音樂都是已死之人的音樂。」我忽然一陣傷感，總有一天，我們都會像是被拋棄在波士尼亞電影《三不管地帶》裡那個躺在地雷上等死的士兵，直到劇終，螢幕變暗，緩緩秀出了演員名單；聯合國和平救援部隊，拆雷專家和國際媒體紛紛離開了，就連觀眾們皆覺不忍，卻也無法提供任何幫助。小說家托爾斯泰躺在床上待死時也說：「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該怎麼辦？

是《六呎風雲》裡小女兒克萊兒對父親的悼詞：「父親你畢竟躲不掉地走了，這樣完全沒有準備最好，沒有痛苦，沒有負擔，再沒有無聊的人生，也不用再等待死亡的來臨了。」那種可喜可賀？或是夏宇寫〈野餐〉，送父親出殯：「父親在刮鬍子／唇角已經發黑了／我不忍提醒他／他已經死了」「我試著告訴他、取悅他／『那並不是最壞的，』／『回歸大寂／大滅，』無掛礙故／無有恐怖」試著與死亡和解？

黑澤明的電影《生之慾》裡描述一個直到得了胃癌，才「活了過來」的，大半輩子庸庸碌碌的老公務員，他淚流滿面唱著日本大正時期的歌曲〈生命苦短〉的特寫鏡頭，彷彿是在替我們而哭——青春正盛時，我們在心裡期盼著，總有一天一切會到達一個穩定的狀態，屆時生命的諸多問題就會解決了；沒想到那只是一個幻想罷了，唯一最後解決的方式竟然是死亡。然而，感覺死亡逼近自身，並不是最壞的（某些理論家認為這正是「中年危機」的起因），事實上，反而使人們被迫重新評估事物的優先順序；傳統的矚目與成就不再是關心的重點了，身外之物大可捨棄；這種危機意識，更有助於心靈的專注，未嘗不能成就中年之後另一生命高峰。存在心理學大師歐文亞隆說的：「雖然形體的死亡會使人毀壞，可是對死亡的觀念卻能拯救人。」海德格也相信死亡會使我們注意到自己的存有，進而超越日常瑣事，不會迷失在那些「無益的閒聊」與「他者」之中——這是「死亡焦慮」使人絕望，卻也使人下定決心。

由於職業的緣故，經常在半夜三更，睡眼惺忪的時刻，被急診照會與想要自殺的人士對話，負責打消他們求死的念頭。普世之人皆怕死，他們卻一心求死，他們是沒有「死亡焦慮」的人嗎？我們發現自殺者往往猶豫不決，他們並非非死不可，而是找不到存活的理由——他們的「死亡焦慮」其實隱藏在「生命無意義」的命題背後。同樣是托爾斯泰的疑問：「我的人生可有任何意義，是不會被等在前面、不可避免的死亡所毀壞的呢？」當死亡超然一切地凌駕在生命前頭，我們都不免感到焦慮；而存在意義的洞察與追尋，正可以緩和我們對自身死亡的思緒。《六呎風雲》所揭示六呎之遙的距離，與其說是「死」的埋葬，不如說是「生」的活埋；它彷彿藉死亡的表面包裝著生命的核心，試圖讓我們意識到，若我們也在日常，埋葬著所有的情感與夢想不敢洩漏；如此虛假無意義的生活，跟行屍走肉無有不同。

生命越美好，我們越怕死；生命越醜陋，我們又活不了，這就是生而為人的困境嗎？或許，生存最美好的意義就在此類永無止盡的平衡之中——恰若北野武《花火》劇終前簡單的對白「對不起。」「謝謝你。」，卻一舉道盡所有；或者金基德《空屋情人》最後生命體重計的刻度盡歸於零，卻仍驚奇叫絕的感受。就是這「驚奇」，使我們有力量去抵抗沙特無情的預言：「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沒有什麼理由，從衰弱到死亡，一切都是出於偶然……我們的誕生毫無意義，我們的死亡也毫無意義。」這「驚奇」，使我們得以駁斥卡謬《異鄉人》的心態：「對我來說，什麼都一樣。」

翻讀那位詩人前輩的作品時，一再地為他充滿生命力的詩句感到動容。我也想對詩人說，「生命無非是苦」，唯死讓活著更可貴，但是我想他應該比我懂，他早就懂了。而我熱愛他帶來的感傷，正因他的感傷如此優雅、驚奇；使我們，身為他的讀者，對這個人生戀戀不捨，更願意好好地活下去。

——經授權轉錄自：大雄／鯨向海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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