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以這份電子報：
為專業同好印心證境；
為志學後生燈引前路；
為困頓心靈尋啟棲處。
就大多數人就學的經驗來看，歷史是枯燥乏味的。還記得小時候拿著劃好線的課本，記憶一些難寫的名詞，背誦千百年前的年代。唸書唸累了，也難免抱怨起來：連現在的事都搞不定了，去理會千年前的事情做什麼？歷史這門學科也在數理沙文主義的陰影下，成為肯下苦功的同學們搶分用的科目。這就是筆者初識黃仁宇先生的氛圍。或許如此，當借閱其著作《萬曆十五年》之後，印象中竟沒能把書看完。就像有時不小心被書藉的標題或封面給騙了。
之後是漫長的十年。我們這些數理沙文主義的受害者唸了醫科，終於進了醫院，才發現自己少了些什麼。直到最近有機會重讀《萬曆十五年》，身處的情境已大不相同。在成長及專業養成的過程中，和世事的接觸多了。每當有似曾相識的場景，除了橫向周遭的類似情況之外，也發現事件在過去時間軸上的重覆。「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過去的事件和目前的生活有了碰觸。因而再次遇見黃仁宇先生，已不如之前的生疏。看他寫的歷史，也開始覺得生動鮮明，且歷歷在目。
《萬曆十五年》一書的特色在於：其貫穿全書的「萬曆十五年」其實沒什麼大事發生。以傳統歷史的觀點，這是無關緊要的一年。但經由細緻的描寫，讀者得以開始發現潛藏在底下的各種動力。就如同在任何時代一般：呈現在眼前的只是表象，是集合了所有變項的最終樣貌。但若分開來看，每一種變項又都有它自己的規律，可以深究。而唯有置入歷史框架的長遠觀點方能解讀。
萬曆皇帝就是明神宗。依傳統歷史學家的觀點，是個很糟糕的皇帝。我們可以唸到其三十年不出宮門也不理朝政這種不可思議的舉措。《明史》：「明之亡實亡於神宗。」一句有如千斤重擔。想像中，明神宗是個頭腦不太清楚，且置百姓於不顧的殘忍皇帝。然而真是如此嗎？我們有沒有試著把明神宗當成「人」，去深究他為什麼荒唐至此呢？
明神宗並不笨，他一定知道怠政逃不開歷史的指責——他是故意這麼做的。時在今日的我們或許難以想像，明神宗身為天子，富有天下，何以自暴自棄如此？然而在那個時代，所謂明君的形象已經定型，是無可更動的。隨著政治情勢演進到明神宗這個年代，已經有太多的繁文褥節，太多的道德枷鎖，無所不在地限制著皇帝的一舉一動。明神宗被迫在自己的好惡及眾人的期待中做選擇。他選了前者。或許他想讓自己更像個人，不僅成為聖賢的化身而已。但我們看到的是隨後群臣的奔走哭號，並以既定的典範強迫皇帝讓步。在當時的價值觀下，明神宗無法以理智對抗他理論上的下屬，然而他也不願屈服。皇帝進退兩難，只好擺爛，以反擊這些忠心耿耿的臣子們。最終就成了後人所描述的「萬曆怠政」。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問題雖然發生在明神宗身上，但它是整個帝國文化運作的結果。就算今天明神宗讓步，也難保之後所有皇帝都會屈服——死結早晚會發生。意即在帝國盛世，剛開始強調皇帝應為聖君時，就已經埋下了毀滅的種子。如果我們漏掉了時代背景，只研究明神宗一人，是永遠看不到這種問題的。
我們可以在《萬曆十五年》一書中看到幾個文臣。相較於皇帝的無可奈何，這些臣子們或許令人感覺鬆一口氣。書中也確實看到這幾位人臣各有各的特質。然而處在那個特殊的時代，他們的自由其實也備受限制。
先說海瑞，他是個不可思議的人，符合當代對人臣所有無理的要求：他忠君愛國，以致於敢直諫皇帝，再買了棺材在家中等死；他無比清廉，以致為母親祝壽買了兩斤豬肉，都成為當時的新聞；他也有無可批評的道德，以及全力以赴的勇氣，感覺真是千百年難得一見的模範官員。我們甚至可以想像海瑞一旦被委以重任，會有盛世指日可待的契機。然而事實不是這樣——海瑞在他那個年代幾乎有如喪家之犬，一直找不到合適的位置。甚至連萬曆皇帝都要設法對他做出限制。
為什麼呢？海瑞完全相信忠君愛國與清廉正直這一套，這固然是好。但若無視於複雜的政治現實，硬是要求所有人比照辦理，自然就激起反感，而難以有所成了。
書中另外提及的兩位首輔（宰相）：申時行和張居正，他們的現實感就好很多。雖然還是都打著以德治國的大旗，但實際做法都已調整過。申時行的方式是盡全力在既有制度中折衝協調，希望以人性化的方式解決問題，再把結果轉換成道德上說得通的講法。而張居正的做法比較霸道：他透過很多私底下的管道和個人關係 ——幾乎只差沒有成立自己的政府——以自己的方式來補行政機關的不足。然而很遺憾的，這兩位首輔最終還是還是遇到難關；差別只在生前或是死後罷了。
為什麼他們所面對的政府會如此難以運作，以致於不論溫和亦或激進都不能成事呢？《萬曆十五年》一書不以當代的情況或對於這兩位首輔的評論來回答問題，而是把觀點往前推到了明帝國初創時的國策——建立一個基於四書五經，以農村為基本單位的帝國。求其原因或許在於帝國太過龐大。以當代的技術力量，無論是數理科學、法律制度、或通訊能力都有限制，自然難以完全管理。因而帝國只能長期處在無數農村亂糟糟的情況之下。此時提倡道德除了是儒家系統的基本要求，也是加強帝國穩定度的必要手段。然而，這種視人人為聖賢的做法太不近人情，無法處理每個人一定都有的私欲。長期運轉之下，管理階層被迫取巧，以求得面子上和骨子裡的平衡。而這些扭曲是會日漸累積的。
雖然有許多問題，但在長久缺乏競爭理論的情況下，基於儒家思想的帝國已是當時最好的選擇。此時無論海瑞、申時行、或張居正，我們發現他們所遇到的困境是相同的：當代的政治理論已不敷使用。因而機構運轉日漸困難，和個人執行政策的手法無關，而是歷史的必然結果。
戚繼光是出名的武將。據史書的記載，我們看到他在重重限制之下，以過人的智慧組織僅有的資源，居然發展出獨特且務實的作戰系統。自古紙上談兵者有之，我們不光以軍事理論判斷將帥的優劣，但戚繼光的功績絕無可議之處。可惜如此優秀的將領竟因與張居正的牽連而去職。其辛苦經營的軍隊雖然強大一時，終究人亡政息，而無法成為國家長期的倚賴。
李贄則是當時的思想家，具有衝撞體制的特質。雖然自詡是儒家信徒，但其行事多有離經判道之處：例如拒絕接濟親族，以致妻子臨死都不能見到他一面；或者晚年出家為僧，但又不避女色，招惹物議等等。然而李贄也有深受孔孟思想影響的地方：像是路經山東不忘拜謁孔廟，或者期待自己的著作成為「萬世治平之書」……種種相互衝突的概念之所以集中在一個人身上，則是大環境的矛盾所造成的。而李贄雖然前衛有餘，終也無法脫離其有所不滿的儒家思想，而沒能走出屬於自己的道路。
以上兩位都是《萬曆十五年》一書所提及的特異之士。然而黃仁宇先生之所以選擇他們，並非僅僅為了講述失敗的故事而已。如果以長遠的觀點來看，就算是戚繼光一般極富創造力的將領，或是如同李贄勇於挑戰現況的思想家，到頭來都難以對當時的社會造成真正有意義的改變。其關鍵還是在於：整體社會發展已經受到限制。這幾百年的沉痾絕非幾位才智之士可以在一朝一夕就改動的。
事隔多年，以筆者如今身為助人工作者的觀點重讀《萬曆十五年》，感慨很深。長久以來的專業養成訓練，彷彿不斷被提醒著要從大處著眼。就以我們學習如何瞭解一個人為例：除了個人本身，更要透過他的背景、家庭、以及環境等等，始能形成較完整的描述。但相較於黃仁宇先生將歷史人物置於其時代背景的宏觀視野之下，似乎我們既有的認知也都相形失色。不同於教科書上冷冰冰的文字，我們不僅發現曾活存於歷史舞臺上的每個角色也都和你我一樣有優缺點；都是有七情六慾，有好惡的人。但若在更大的架構之下，個人的意義卻更加薄弱——無論在何時何地，所有人都還是屈從於時代的潮流。有太多無法操弄的因素，在一般看不到的情況下交織著、轉動著。諸如道德壓力、技術力的實際限制、或是思想的貧乏，在在限制著或推動著世界轉向。我們最終發現真正的變化來自舞臺自己，而動力起始於歷史本身。
大體而言，筆者欽佩於歷史學家致力瞭解過去世界的努力，也發現這些工作和我們熟悉的助人事業有交會之處。如果我們不能試著由過去的變化中學習，也更無能力認清目前這個仍然受到各種影響而千變萬化的世界。因而也不用太過自負，認為可以輕易地瞭解在我們眼前的，存在於未來歷史當中的每一位過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