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以這份電子報：
為專業同好印心證境；
為志學後生燈引前路；
為困頓心靈尋啟棲處。
春夏之交的疫情隨著天氣變熱慢慢止息了，大家都忙著吃冰淇淋穿比基尼前進到海灘，一片歡樂融融的景象。醫院裡好心提醒醫生要注意目前全球狀況的那種定期電子疫情週報，也失去吸引力；媒體更是恢復了專注報導八卦無聊新聞的日常生活，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的網站點閱率再次進入了淡季。
然而據那些專家說，秋冬來臨時，可能才是這波H1N1的大流感疫情的反撲虐殺時刻，於是有識之士紛紛皺起眉頭，深有憂色。
近年來瘟疫的陰影籠罩全球：「你知道又產生新的傳染病了嗎？」「這次是什麼呢？」「不是鼠疫不是禽流感也不是豬流感不是狂牛症也不是登革熱，是名牌包！」各類時尚流行皆如瘟疫般深入人心；電腦病毒，失業病毒，憂鬱病毒，肥胖病毒，統獨病毒──病毒之前，眾生平等。瘟疫使死亡焦慮提早來臨，每天都擔心著「成為下一名感染者」這樣沒有個性的事情發生，誰都會感到挫敗，而墮入抑鬱吧。自幾個世紀前，培根（Francis Bacon）認為人類可以操弄自然，科學將改變世界以來；我們越來越自信文明無所不能。各類肉眼看不見難以控制的瘟疫，彷彿「微物之神」，一再展現大自然反撲力量的強勢殘酷，難免使每個現代「我」的自戀心態受挫（narcissistic injury）。
生活上要憂慮的事情本就有許多。從公車誤點這樣的小事到外遇被抓包這樣的災難不等。再遇上麻煩的瘟疫，更是火上加油。試想，如果因為瘟疫，交通癱瘓，不敢與咳嗽的美貌陌生人搭訕，不是嚴重影響了生活品質嗎？這是所以歷史上重大傳染病的威脅，總導致極度不安，《說文解字》所謂：「疫，民皆疾也」。那像是日常生活的存在焦慮原本浮動游移，遍布各種壓力苦痛之中；一朝突然出現具體明確的恐懼對象，整個社會的深層焦慮便有了集體投射的目標。無人知道自己是否是這種龐然的過濾機制中想要淘汰的對象；每次大疫症之後的倖存者，皆像被傳染病創造出來的新物種。
防疫措施，一旦牽涉到人身自由與經濟收入等權益，往往進一步成為社會衝突的導火線。「什麼！○○雞全數下架！」「什麼！XXX演唱會取消！」「什麼！牧師被感染，參加婚禮者全部必須隔離！」若真要預防瘟疫的話，從各種角度來看這都是最好的時代：網路，手機，極進步的醫療，普及的教育。可卻也是最壞的時代：動不動就帶菌飛越半個地球，不一致的媒體訊息太多；深陷於物質主義與消費主義之中，更難滿足的貪婪投機等等，將使得防疫工作更顯艱難。瘟疫改變了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美好事物，我們因須配合那些限制重重的措施又想維持原本的生活態度而痛苦──連帶口罩都煩惱著什麼樣式才能迎合時尚；居家隔離無情地揭露出大多數人空寂無聊的精神生活。
「瘟疫正在某地區流行，已進入高度警戒！」「感染者已經高達幾千人！」即使大部分的人不會成為瘟疫的感染者，按時守在電視機前網路上接受規訓教誨，二十四小時輪番轟炸的報導將左右疫情；那種即將被病菌感染的受害者氛圍，比瘟疫本身更容易壯大增殖──我走那條街安不安全？如果我轉錯彎，會不會就被感染？難以同心抵抗的無數看不見的敵人，這是新形態的世界大戰，隨機的暴力犯罪、恐怖主義。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阿德勒（Alfred Adler）說過，原始人最初的焦慮體驗，是來自野生動物尖齒厲爪的威脅警示。那些瘟疫的警示都成了尖齒厲爪的象徵；任何風吹草動的咳嗽或發燒吐痰拉肚子，都搖撼我們的心旌。羅洛‧梅（Rollo May）說：「我們不再是老虎與乳齒象的獵物，但是卻受害於自己的自尊，被自己的族群孤立，或在競爭中受到失利的威脅。」例如，若是平日嚴格的老師染上瘟疫，就可以被合法孤立，想必打混的學生們都很高興，家長們將很傷腦筋吧。若是強盜染上瘟疫，隨便咳嗽幾聲就可以使人喪膽比開槍還有效，也實在太方便了。若是情人感染到瘟疫，那到底該如何是好呢，大概只好穿著防護衣擁抱在一起──除了身體病痛之外，瘟疫還能使我們無依無靠，變成被愛流放之人，這往往是最深處的恐懼；如卡繆《瘟疫》（Albert Camus, L'Étranger）中描述的那些瘋狂尋歡的亂象，連信仰也將失去。
社會風格決定我們如何面對瘟疫困境。如遠古希臘伊底帕斯弒父娶母的悲劇，神諭說必須找出謀殺前任國王的兇手，瘟疫才會停止；伊底帕斯王最後竭盡所能，發現兇手正是自己，於是挖出雙眼，將自己放逐，解救了底比斯城的瘟疫。壯烈如斯，瘟疫到底是為什麼產生，對本來就相當擔心這個世界的人來說，無異更印證了他們的恐慌。大規模的瘟疫在過去被視為是神對人間的懲罰，異端們被綁在柱子上燒死或者被驅逐出境；如此集體潛意識遺傳下來，每當有新種疫情產生，便反映出了這個社會的地雷死穴：譬如當初有人認為肺結核的流行是由於婦女運動導致眾多婦女走出家門所致；而愛滋病便是因為同性戀的自由開放導致天譴等等。直到這些疫情屢屢被拍成電影寫成文學，眾人習以為常，漸漸變成世俗的一部分。
1999年電影《鬥陣俱樂部》（Fight Club）中，主角泰勒‧德頓說：「我們這一代並沒有經歷所謂的經濟大蕭條與大戰爭，我們所經歷的是對生活的沮喪。我們從電視上學到相信自己有朝一日一定會成為億萬富翁、超級電影明星或搖滾巨星，但事實卻不是如此，因此當我們發現真相的時候，我們會非常，非常，非常的憤怒！」當無法解決那些威脅與壓力而崩潰時，便會出現一些心理病症（個人的精神健康狀態，也反應在對瘟疫的態度上）：包括適應不良，焦慮，自殺，憂鬱，犯罪，吸毒，性變態等等。此外，瘟疫許會加重強迫症患者洗手的次數與害怕被感染的意念；可能把精神分裂症患者被害的妄想強化至無所不在空氣中全是敵人鼻息的不寒而慄境界；恐慌症者無疑將更難以出門了；憂鬱症患者覺得未來毫無希望。若是自戀性格的人遇到瘟疫，由於認定比別人優越，應該享有特權，對一視同仁的病菌將無法適應而對環境產生敵意；逃避責任與責怪他人成了唯一能做的事：「怎麼會呢，我每天都健身吃補，怎麼會被感染呢？」搞不好便開始酗酒打人。老一輩的人抱怨新世代不再具有社會意識，年輕人不是對世事漠不關心，就是犬儒般嘲諷人間。原本就以「自己必然無法掌控一切」的「外控性格」生活著的人，面臨瘟疫會更放大那種無助和絕望感。他們以為無論做什麼都無法改變瘟疫的大流行，自己是否感染乃命中注定，寧可相信幽浮，也不相信社會安全。大家只能在MSN等等即時通訊軟體唉聲嘆氣說些「你沒事吧」「你還好吧」之類的。不像是「內控性格」者深信有足夠的努力就可以阻止疫情擴散，也認為投票可以影響政府的防疫決策。
傳染途徑可能是肌膚之侵，或精血交融，或大氣變換的瘟疫之什，原本類似於一種氛圍與境界，有助於察覺生活中原來是什麼令我們感到快樂。在瘟疫中感覺不幸的人，必會真的不幸；如果我們持續計較別人不應得到他們擁有的（把自己的快樂受制於人），仍弄不清楚自己的處境（自己在快樂什麼或忍受什麼）。儘管為了成功防疫，失去了現代社會的各種便利，彷彿又退回原始時代，開始迷信與穴居；抵抗這種生活趣味的喪失，冥想、寫作、讀書、運動、演奏樂器或者繪畫，烹飪等等，都是很好的解決方法。無論是「曾經嚮往的一種自由像海岸線／可以隨時曲折改變」（夏宇）或者「整個夏天／皆被延長了一節課的時光，而深深感覺／這一輩子，都因多了這一小時的悠閒打磨／而熠熠生輝」（鯨向海）皆不會因為瘟疫而模糊消失；於意外獲得的閒暇裡，與其任憑怖懼與懷疑的陰影湧上心頭，不如像張愛玲在戰火中仍然因為吃到冰淇淋而感到清晰的幸福。
猶記得當年還是實習醫師時，SARS來襲，正逢畢業準備國考時節，暫時不用到醫院去的安心感。如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說：「在醫師背後，死亡仍是巨大而黑暗的威脅。醫師的知識與技藝在其面前均趨於無用……而且質疑了醫學知識本身的危險，死亡證實了醫學的挫敗，但是醫學透過死亡，再次建立起真理的基礎。」因SARS是全然陌生的瘟疫，當時不論教授或小醫師皆失去平日的鎮定冷靜；染病的人不斷傳來死訊，甚至出現醫護人員逃出醫院等現象；可見面對無知的恐懼，即使是專業助人者，也將喪失勇氣與信心。反觀最近的H1N1，由於明確地知道敵人是怎樣的，甚至被認為「不過是致死率稍高的新型感冒而已」；然而，對多數不知情的民眾而言，H1N1和SARS，終究是一樣諱莫如深的英文縮寫、死亡密碼──驚恐與傲慢，總是過與不及，還需要更多的同理與體諒。
往好處想，這份對瘟疫的焦慮與惶恐使我們不再無聊，有生存下去的張力。如果完全不把瘟疫當作一回事，流行病將立刻擴散開來，族群很快滅絕。對瘟疫的敬畏是人類自衛的本能，呼應了齊克果（Søren Aabye Kierkegaard）的主張：「焦慮是我們的良師」。未來瘟疫仍要一直來一直來，以不同的面貌，不同的路徑。如何在瘟疫來襲時，持續感受到當下的幸福，以及將來在回顧這些痛楚時，仍有滿足呢？維克多‧法蘭可（Viktor E. Frankl）曾說：「遭遇不幸時，我總會這麼做：想像自己雙膝下跪，祈禱以後別發生比此刻更不幸的事。但重要的不只是我們以後能倖免於難，過去的幸運我們也不能忘記。」是的，每當在那些瘟疫之中倖存下來，回首也無風雨也無晴，我們多麼幸運，應該心存感激，謙卑祈禱：人類本身的存在，不是地球的一場瘟疫才好。
——經授權轉錄自：大雄／鯨向海部落格。本文作者服務於林口長庚精神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