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以這份電子報：
為專業同好印心證境；
為志學後生燈引前路；
為困頓心靈尋啟棲處。
這半年來，有因緣督導「生死研究所」的兼職實習學生，對於生死所的學生在研究所就讀期間，所被教授的生死觀有了一些初步的瞭解。感覺上，清末以來的崇洋心態似乎仍然存在於某些學術界內，因此目前談生死教育或生命教育，幾乎還是以西方的學術觀點為主；即使某些學者將「宗教」帶入了生死教育的課程內，但仍然離不開談論「神性」、「至高者」等這一些西方宗教觀點的生死觀，而幾乎屏除了東方文化要素的生死觀。我個人對這種現象感到很憂心，如果連生死所的學生，在其未來畢業後所擁有的知見都只是如此的偏狹，那麼其他從事生死教育或哀傷輔導的相關人員，所會具有的是什麼樣的「生死觀」，應該就不難理解了。
目前學術界所談論的生死教育，其實比較偏重於死亡教育，目標是要讓即將離開這個世間的個人死得沒有遺憾，也讓這個人的親戚朋友，不會因為他或她的死亡而抱著遺憾。因此從生前預立遺囑、臨死不接受心肺復甦急救到死後後事如何辦理以及器官捐贈遺愛人間、為自己建立生命最後的意義等，就成為課程安排上很重要的課題。其實，這種生死教育課程是依於西方唯物觀點所發展出來的科學認知而設定，也就是認定一個人一旦死亡之後，就如同木材燒盡，可能連餘灰都不會有絲毫的留存一般，永遠從這一個宇宙間消失得一乾二淨。因此才會將生死關懷設定為如何讓臨終者與即將喪親者能了無遺憾的離開人世或繼續生活下去。
即便有人將西方宗教的觀念納入生死教育的課程內，也只是將西方宗教「至高者」的概念引進，作為面臨死亡者恐懼、驚慌時的精神慰藉，而並不是認真的看待「死後進入上帝的天國或下地獄」這些教義，因此更不會與即將面臨死亡的病人或教徒，討論死後的生命與現在所能作的補救等事情。這一現象，不只存在於西方宗教觀點架構下的生死教育課程內，也同樣出現在以東方宗教為架構所建立的生死教育課程中。而之所以會如此，我想是因為學術界人士，不分宗教派別都普遍認同唯物的生命觀，只是將宗教教義當作一種安慰人民的信仰與精神寄託，而不是認真的看待幾千年來宗教經典中所傳承下來的義理，更不可能將經典中的義理視為生命真實意義的可能性，才會衍生出如此唯物觀點的生死課程來。這種將現代科學視為真理的唯一檢驗準則的認知，對人類而言究竟是幸或不幸，恐怕也是要到未來才有可能知道吧？！
生命的生生死死，對這個年代的人而言，恐怕是無法逃避的一種現實。當在寫這篇文章的同時，北半球正遭遇「北極震盪」的影響而全面性地天寒地凍，造成了相當慘重的損失，也有不少人因此而喪失了生命；而就在這同時海地這蕞爾小國也遭遇了兩百年來未曾有的強震，專家們估計會有超過十萬人喪生。人的生命真是脆弱啊！那些在地震之下喪命的人，他們這一生的意義，也就在一瞬間凍結而終止。如果他們能事先知道，能早個一年、兩年知道，他們將會面臨如此的命運，作生死教育的專家們是否可以幫得上忙？而他們的人生是否會因此而有所不同呢？生命的長度要多少才有意義？而生命的意義又該是以寬度來衡量或該以深度來定義呢？如果在看這篇文章的讀者你，只剩下兩年的時間可以存活，你會如何來規劃僅剩的「有生之年」？
最近在醫院進進出出、每次遇到共事多年的護理長時，看她幾乎都是滿臉愁容，恐怕只有一種形容詞「淒淒慘慘戚戚」，可以來描述她最近的心境。原因是她認識的一位正值花樣年華的朋友，被診斷罹患了惡性腫瘤，而且已經轉移開來。醫生告訴她這位朋友，如果不使用抗腫瘤藥物治療，大概只有一年的壽命；而如果接受醫學治療，則會有兩倍的時間。兩倍的時間聽起來似乎是不少，但其實也就是兩年。我不知道這到底是老天爺開的玩笑，抑或是現代醫療開的玩笑，竟然會是這樣的結果。護理長的這位朋友，幾乎是陷入了困境，不但病情來得突然毫無心理準備，也全然不知該如何來抉擇。
知道這件事情之後的護理長，也慌了手腳，亂了分寸。她跑來問我，希望我提供一些意見，也希望我能有幫助她朋友的方法。可是，我能有什麼方法呢？我是精神科醫師，靠的是對精神、心理狀態的理解與一張能說善道的嘴，精神心理疾病的介入治療或許難不倒我，但是連腫瘤專科醫師都束手無策的病情，我如何能變出奇蹟呢？我想我是幫不上忙的，畢竟我不是她這一位朋友，根本不知道她目前的期待或她所經歷的惶恐，因此是不可能幫她作選擇的。我能做的，恐怕就是捫心自問：「如果這件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會如何作決定呢？」。
換作是我生病，我會作什麼決定呢？如果這種惡疾，不接受化療、放療的存活時間是五年，接受化療、放療的存活時間也一樣是兩倍──也就是十年。那麼再笨的人也都會作最有利的抉擇，必然的是選擇接受化療，再以這十年的時間好好調養自己的身體，好好做一些必要的事情，以爭取下一個十年甚至是二十年或更長的生命。然而，回到護理長朋友所遭遇的狀況，換作是我個人，我覺得一年與兩年之間的差別，其實是不太有選擇意義的；更何況接受治療之後的這兩年期間，要面臨藥物治療之後所引發的種種副作用，生活品質可以預期，並不會好到哪裡去。要這種兩倍的生命，有什麼意義呢？甚至有些研究資料顯示，新一代的藥物療效，只比舊的藥物多延長兩個月的存活時間，從十個月延長到十二個月，西方醫藥所面臨的窘境，相信大家都心知肚明的。
雖然我是一個佛教徒，知道生命的運作實相是怎麼樣的景況，但是若真讓我遇到十年與五年的選擇，恐怕還是會猶豫掙扎一番的；然而對於兩年與一年的選擇，我可以很清楚的確定，絕不會接受任何化療、放療或手術，而會完全以佛法的生命觀來面對這種境況。我的這種思惟，其實亦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惟，也就是《孫子兵法》中所談到「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的想法。剩下一年到兩年的時間，到底是長還是短，我個人認為尚在未定之數，要看自己打算如何去運用；而對於癌症這種疾病，現代醫學的瞭解還並不完全清楚，甚至對於這種惡疾的發病與治療，也並不完全能掌握。醫學統計數字上所推論出來的預測，與實際呈現出來的結果，有時候是會有很大落差的。如果跳脫正統醫療的思惟來看待癌症，是否會出現所謂的「奇蹟」呢？
我個人從佛教的生命觀來看待癌症這一種疾病時，我覺得急性、重症的惡性腫瘤，也就是平時都沒有異樣，等覺察到不舒服去作身體檢查時，往往都已經是末期的這種癌症，我認為就像是「十月圍城」一般。雖然城池因為被重兵封鎖，交通、糧食完全被敵人斷絕，城內人民已經面臨生死交關的嚴峻險況之下，還是會有「一夕撤兵」之可能性的。當然圍城的敵方是否願意撤兵，就得看雙方是否可以溝通談判，是否能滿足對方的索求而讓對方自願的讓出一條生路，如此一來就可以解圍城之困了。然而，在惡性腫瘤這種病症上，圍城的主體是癌細胞，也就是某種在人體內大量複製並擴散的病毒，又要如何與它們溝通談判呢？
從佛教的生命觀來看醫學上所謂的惡性腫瘤病毒，其實就是一種「旁生」，攝屬於六道中的畜生道。由於這一些眾生在過去世時造作了惡業，這一世才會成為三惡道中的有情。這一類眾生的福德很小，因此它的生命型態很卑微，存活的時候能夠受用的世間福德相當薄劣，其表現出來的心識功能也很簡單、粗略，因此在個別情況下能對人造成的影響也很小。現代的醫學知識也顯示，一隻病毒並不能讓人生病，不管是最常見的流行性感冒、B型肝炎、乃至惡性腫瘤等，都是如此。這一些病毒之所以能造成人類身體上的不適或生命的威脅，都需要有數量相當多的腫瘤病毒一起合作，使細胞惡性化，才可能產生嚴重的結果。
這種病毒在一個人的身體器官細胞內大量複製、分裂、讓正常細胞惡性病變甚至於威脅人體健康與生命存活，所代表的是什麼意義呢？從佛教的生命觀來說，表示為數這麼多的病毒與這一個罹患腫瘤的人，有過去生的大恩怨。也就是說這一個罹患癌症的人，在過去世長久輪迴的過程中，與很多有情眾生結過惡因緣。這一些惡因緣通常是與嚴重傷害或導致對方喪失生命有關，因此這一些有情眾生在這一世，有因緣與這一個人相遇時，才會以這種威脅其存活的方式來酬償過去生的業緣。如果換一句比較通俗的話來說，這一些惡性的癌細胞其實就是來討債的冤親債主，並且已經逼上門而讓這一個生病的人無法逃避，能轉圜的空間也已經不大了。
從佛教的生命觀點來看待人類的其他疾病，其實也是一種業報的結果，只是有一些業報涉及其他眾生，有一些業報則不涉及其他眾生。譬如說糖尿病、高血壓等慢性疾病或一些非感染性的疾病，其生病的過程並不涉及細菌、病毒或其他有生命的微生物，因此純粹是個人過去世的惡業緣所產生的果報；然而因為細菌感染、病毒感染或其他微生物感染所造成的疾病，除了是惡業因緣的果報之外，也涉及到與那一些致病的細菌、病毒等微生物眾生結惡緣的問題。這兩種情況所產生的結果有很大的差別，而且也常常會影響一個人所能努力的空間。
舉個例子來說吧，一個人這一生的因緣果報就是會有一千萬元的金錢損失，如果這一千萬元是因為一場地震、水災、大火、颱風等原因而損失，那麼當事人幾乎是完全沒有補救挽回的空間；但如果是因為開車不小心撞傷路人，而必須負擔一千萬元的治療、復健與精神賠償之費用的話，肇事者與當事人其實是有磋商討論之空間的。如果肇事者有誠意來承擔起責任，他可以與當事人共同討論出一個對他而言，比較沒有經濟壓力的賠償方式，而不至於像遭遇火災等天然災害一般，一夕之間就要陷入經濟困境；但是如果肇事者在肇事後只想拼命的規避責任，甚至避而不見，說不定不但要增加賠償金額，可能還要遭受牢獄之災的。
同樣的，我個人認為罹患惡性腫瘤也是類似的狀況。這一些往昔的債主既然在這一個時空找上門了，比較合情合理的處置方法，自然應該是設法與這一些眾生們達成妥協，爭取「還清債務」的時間與空間。然而從情理上來推論，這些屬於「債權者」的眾生，在歷經了無數劫的生死輪迴，又長時劫處於三惡道中承受了種種的苦痛，一旦有因緣遇到「債務者」時，自然是不會輕易放過的。這一些病毒眾生，並不具有語言表達的能力，也不像人類般具有思惟、理解、推敲、斟酌的能力，更不可能具有包容、原諒的能力。面對這種「圍城者」，其溝通協調上的困難度是可想而知的；而惡性腫瘤這種會讓當事人面臨生命威脅的病，彼此之間所結下的惡業也是非同小可的，不是那種輕易的能以休息或服用藥物就能免除掉病痛的小小業報。因此要想能順利調解，有時可能還得借助他力才能成功的。
現代的人太過於相信西方醫藥，以為沒有科學解決不了的問題。但其實從醫藥發展的歷史來看，一種疾病從發現、了解到可以掌握與完全治療，都要經過相當漫長的時間。例如結核病的問題，在五千年前的埃及木乃伊身上，就發現了結核菌引起的脊柱膿瘍的證據，而直到1904年，Selaman A Waksman發現了第一個對抗結核菌的藥物——鏈黴素（Streptomycin），才為結核病治療帶來一線曙光。當這個藥物出現後，大家對結核病的治療一直都抱著樂觀的態度，但是在經過了一個世紀的時間之後，這種樂觀似乎已逐漸的消失而出現了隱憂。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與臺灣的統計資料：「結核病是全球成人傳染病中的主要殺手，每一秒鐘就有一人感染到結核菌；全球總人口約有三分之一（約十九億）感染過結核病，其中有兩千萬人是帶原者；全球約有三分之一的愛滋患者死於結核病；臺灣四十歲以上的人大多感染過結核菌；1998年結核病在臺灣的死亡率是每十萬人口6.93人（第十二大死因）。」資料顯示，結核病有捲土重來的趨勢，而且抗藥性的結核病菌將會是人類未來要面對的難題。除了結核病之外，其他像癲癇、精神疾病等，其實有都有類似的情況存在，人類在與細菌、病毒或種種疾病的抗爭歷程中，其實並沒有居於優勢，醫療研究統計所傳達出來的訊息，往往只是一種人類自我陶醉的假象罷了。
為什麼治療藥物的出現，常常是需要漫長的時間呢？依佛教的生命觀來說的話，這些事情其實就涉及到有情眾生的共業與福報的問題了。眾生的共業與福報這一現象，其實也與當地天災發生的頻率與強度有關，但大多數人不信佛法的人，是不可能相信這一點的。雖然是如此，但日常生活中有一些現象還是值得我們去思考的：既然這個年代的科技這麼發達，已經可以製造精密的儀器、發展高度的科技甚至到外星球探險，那為什麼還無法將這一些科技拿來對付強烈地震、海嘯、大雨造成的洪水氾濫、森林大火、颱風、颶風等天然災害呢？為什麼每年的全球氣候變化，總是讓專家跌破眼鏡？為什麼許多科學理論都必然的會不斷的被修正，甚至最後是證明有誤而棄置不用呢？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在其他篇文章中也談過。其原因就是因為西方科學只專注於現象界的探索，以為藉由這一些研究就可以逐步接近生命的真相；但是科學家們卻都不知道，他們所使用的方法根本不可能觸及到宇宙的真相──法界實相，因此也就無可避免的要面臨我上面所提的這種種景況了。
類同於上面所談到的例子，當眾生的福報不夠、因緣尚未具足的時候，即使對癌症可以早期偵測、診斷，可以使用外科手術將腫瘤切除，但仍然無法保證癌症不會復發，或者轉而出現其他種類的惡性腫瘤，更談不上根本治療了。也許有人會想，只要能避開高危險因子，就可以預防了，然而真是如此嗎？一直以來醫學研究都相信抽煙是肺癌的高危險因子，但是當許多不抽煙的家庭主婦也罹患肺癌之後，才發現廚房中的油煙也會致癌。但即便是如此，還是有許多不同職業、身分的肺癌病人，是無法用這一些高危險因子來解釋其為何會生病的，更遑論還有許多的癌症或疾病，根本不知道為何會發病。面對這種境況，人們所能夠做的就是寄望於更高科技的發明，更多新藥的開發。但是人類會想新方法，細菌、病毒也會變種，其變異之快根本就讓人類措手不及。這段期間全世界所面臨的H1N1病毒的快速變種，其實就是一個警訊，人類固然有智慧可以開發新疫苗，但問題是以目前的醫藥技術，製作疫苗的速度根本就趕不上病毒變種的速度。在與「共業」的競爭對抗上，連神通力都不敵共業了，更何況是人類的微薄之力呢？
從佛教的生命觀來說，眾生的共業不是個體能輕易去介入改變，但是自己的某些業報卻是可以有轉圜空間的。我在其他篇文章中也提到，業可以大略分為「定業」與「不定業」兩大類。例如你這一世出生成為男人，就不可能再轉變成女人。即便一個男人去作了變性手術，但性別基因檢測的結果依然會是「XY」，不會因為變性手術或服用女性激素而變成「XX」，這種現象就是一種定業；而同樣都出生在貧窮家庭的小孩們，其未來的前途與發展，不會每個人都一樣，要看個別的人在其人生歷程中，經歷了哪些境遇以及付出了多少的努力而定。有些人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的兒子會打洞」，有些人則是「歹竹出好筍」，這種現象就是一種不定業。
同樣的，西方醫學判定為無法治療的疾病，就一定是絕症嗎？就完全沒有討價還價的空間嗎？我個人是不相信這一點的，否則這人世間就不會有醫學奇蹟存在了。例如在網路上都可以搜尋到的〈環保鬥士文魯彬抗癌傳奇〉這一篇資料，美國籍的文魯彬律師於2002年被診斷罹患了肺癌，主治醫師告知他只剩下六個月的生命。他毅然決然的放棄了西方醫學的治療，而採用替代性／另類的療法，結果在兩個月後再回醫院檢查時，當時診斷他病情的醫師發覺他肺部的腫瘤已經消失不見了。雖然這一結果違反了醫師的所學與專業理解，但事實卻擺在眼前，主治醫師也只能難以置信的搖著頭，宣告他的肺癌已經不存在了。雖然說這一些醫學奇蹟都是特例，是為數尚不足以說服專家的零星個案，但畢竟是存在的。而這種存在的事實就足以打破西方醫學對生命／疾病的主觀認知。這些被稱為醫療奇蹟的案例，其疾病痊癒的邏輯乍看之下似乎有一點難以想像，但其實也不可能是憑空變出來的結果，也是要有一些道理根據的。而這個道理其實並不難理解，也就是學佛人常常掛在嘴邊的「解冤釋結」之道理。
2010年1月份出版的《張老師月刊》，在其封面上印著一個大大的標題「和好：驚人的療癒力」。雖然幾篇文章內容所探討的是與家庭治療有關的議題，但是如果從佛法的角度來看這一個標題，其實也還是離不開「解冤釋結」這一個現象的。這意思就是說，家族治療之所以能產生效果，表面上看好像是藉由治療的介入，增加家庭成員之間的溝通妥協，而讓彼此之間從以前到現在所累積的恩恩怨怨，有機會得以釐清解決，進而讓彼此之間的關係改善。但如果從佛教生命觀的角度來看這一個議題，不但是涉及了從小到大彼此之間的恩怨，也還涉及了過去世以來彼此之間的恩怨，只是這種恩怨，就不是彼此之間意識層面上所能輕易覺察的現象了。因此需要「和好」的，不是只有這一生的關係，還要讓過去生的恩怨也能和好；同樣的，面對癌症的威脅，生病的人要做的也是同一件事情。這一些「解冤釋結」的道理，或許就留待因緣具足時再來說吧！（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