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惠英心理師

近年來在美國日益常見到恣意濫殺（Spreekilling或Mass killing）的案件發生，每當發生兇手持槍在校園，商場或是部隊中隨意濫殺的案件，美國的社會大眾就展開一次管束槍枝的討論，但依舊是無解，因為擁有槍枝以自衛是美國憲法所賦予民眾的權利，要限縮槍枝的持有權，不但是威脅到從事槍枝交易者的生計，更是挑戰憲法的作為。 槍械雖然並非台灣民眾日常生活可得的武器，但是濫殺事件卻不會因此免於發生，昨日在台北捷運內發生的悲劇即是一例。因為對於相關的案情細節不清楚，故本文不就該事件發表評論，而以美國的經驗作為參考。

不論是短時間內在單一場所造成二人以上死亡，或是短時間內在兩個以上不同地點造成二三人以上的死亡，都是恣意濫殺案件的特色。在美國常見的此類案件結局，不是槍手喪命在警方的圍捕之下，或是槍手最後自戕，因此對於兇手的人格特質與犯案動機，僅能在事後作心理解剖（psychology autopsy）加以推測兇手的行凶意圖，並建立兇手特質的檔案，以利未來警方在發生類似案件但兇手不明時，能有效縮小搜尋對象的範圍盡早找到行凶人。

至於被逮捕的行凶人，在經過警方偵訊並進入司法程序後，最常見到的發展就是被告提出犯案時精神異常之訴，或是被告以目前精神狀態無法接受司法審判之理由讓司法程序中斷。在這兩種情形下，將被告轉入司法精神病監進行犯案時精神狀態的鑑定，或是是否有能力接受審判的鑑定，則是司法心理學家被委託的任務。司法心理學家是能將心理學的知識與技術運用在司法程序中的心理專業人員。不僅熟稔心理學的衡鑑方法與個案晤談技巧，了解司法程序對於證據的科學要求的標準，並嚴守專業倫理上對於從事司法心理衡鑑與擔任專家證人的規範。另外司法心理學家們常被委以重任的，則是有關於受刑人的未來再犯評估。在司法程序中，心理師們針對當事人的過去精神狀態，目前精神狀態，以及未來的風險提供心理學的專業見解。在濫殺事件頻繁發生的現今，心理師們更被賦予辨識出高風險族群的任務。不論是校園或是職場，當有人疑似有意圖傷害他人的傾向時，將該人士轉給心理專業人員，針對其生活與心理狀態中的風險因子進行評估，並提供建議給相關單位，亦是心理師在現今世代的功能。

至於案件的被害人，除了直接受害的當事人，更包括其家屬、事件目擊者與閱聽社會大眾。對於不幸喪命的受害人之家屬，要面對突如其來的悲慟以及可能造成的後續身心徵狀，如有心理專業人員協助度過傷痛的歷程，則能減緩創傷的衝擊範圍。目擊者或是在事件中受傷的倖存者，在經歷此一事件後可能產生的急慢性心理壓力與生活適應困難，亦是需要心理專業人員的陪伴與提供正確資訊協助生活的調適。一般的閱聽大眾在經歷此一事件後，所產生的焦慮與對生活環境的不安，可能蔓延在親子關係與日常人際關係裡而造成更多的衝突。這一些，都是心理專業人員能提供協助的地方，以正確的資訊與系統性的步驟，解構焦慮的根源以及重拾對生活的控制感。

昨日的悲劇讓人心痛，但也凸顯出了心理師的角色與功能，比一般人想像的更貼近大眾的日常生活。當現今台灣的社會傾向於用黑與白，是與否的態度來看待問題時，更需要能涵納差異與多元的心理專業人員來為那作結論的衝動踩煞車。畢竟，專業與非專業的差異，是在於辨識黑與白之間不同程度的灰階的能力的不同，是在於對於議題的處理細膩程度的差異，以及能夠針對不同狀態提供可能的對策。在這充滿變動與突發意外的年代中，受過紮實與精深訓練的心理師們，也是那能遞出一雙支持的手，陪伴受創的心重拾生存的勇氣的專業人員。而未來台灣的社會，更需要一批精練的司法心理學家們，在犯罪人的衡鑑與處遇上提供專業意見，以減少類似的問題再度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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