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威（臺灣心理治療學會理事長）

昔日同事吳佳璇醫師傳來的消息，才知道曾文星教授於今年六月二十二日去世了。我立刻上網循線搜尋，找到中國同行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的精神科醫師，也是知名心理治療師叢中所寫的悼念文。

在華人世界的心理治療發展史上，任何人都不可否認，曾文星醫師是一個重要的指標。

1965年，因為當時的台灣大學附設醫院精神科主任林宗義教授的爭取，將完成住院醫師訓練的曾文星醫師取得世界衛生組織的獎學金，得到遠赴美國波士頓哈佛大學再一次前後三年的住院醫師訓練。當時的美國精神醫學界，隨著精神藥物的崛起，一次大戰以來全然精神分析主導的氣氛已經大不如昔日了。但是，在這個科學典範還沒完全轉移的最後時刻，曾文星（以及慢他一年到哈佛的夫人徐靜）成為二次戰後最早接受到完整心理治療訓練的華人助人專業工作者之一。在他之前，臺灣的精神醫學前輩，包括林宗義、林憲、陳珠璋等人，或是臨床心理的柯永河或社工的廖榮利，都只是一年或更短的以觀摩為主的短期進修。

1968年回到臺灣的曾文星醫師，依據他自己在2010年出版的回憶錄《一個人生，三種文化》的說法，原本要在台大醫院精神科設立心理治療門診，這理念和當時的科主任（林憲）不合，而向來支持他的林宗義教授又已經到瑞士的世界衛生組織述職，這樣的理念也就不了了之，心理治療在華人世界的發展也因為這阻抗作用，有了完全不同的延遲。

但不死心的他，在離開臺灣前的四年之間，還是從兩個方向對臺灣心理治療的發展產生劃時代的作用：一是他和徐靜兩人在水牛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精神醫學教科書和心理防衛等書；另一則是影響當時還是醫學生的廖運範、符傳孝、林克明、賴其萬、文榮光等人翻譯了許多本佛洛依德原著和新佛洛依德派的著作。

他們兩人在短短的數年間，對臺灣（也是對華人世界）的心理治療，（還有文化心理學和文化精神醫學，）啟了一個開始的角色，而且陸續以間接的方式協助日後發展。

從歷史角度來看，甚至以西方醫學在台灣的發展來看，心理治療在台灣的發展歷史是相當短暫的，也是極其不順遂的。曾文星和徐靜兩位醫師一離開臺灣遠赴夏威夷，臺灣心理治療的發展似乎就更加緩慢下來。他們的前輩，如陳珠璋、林憲、柯永河、徐澄清等教授，再加上後進宋維村、文榮光、吳英璋、吳武典、吳靜吉、吳就君等人，雖然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比起精神醫學、臨床心理、諮商、社工等等的發展，在台灣，心理治療一直都還是陪襯的角色。

我自己在1987年成為台大精神科住院醫師，當時科裡雖有林憲、陳珠璋、宋維村、李明濱等人指導心理治療；而其他醫院的主治醫師裡，有指導心理治療的，市療有陳登義醫師，榮總有陳展航醫師，高醫則是文榮光醫師，三總則有陸汝斌醫師。而精神醫學界以外的，台大心理系臨床組的柯永河和吳英璋，諮商界有吳武典、金樹人、鍾思嘉、蕭文等人，社工界則有吳就君老師等等。這樣的名單乍看雖有些點氣勢，但嚴格說來，終究是僅止於教學，而非專業的投入，更不是臨床上的獨立認同，對身為住院醫師的我們自然是覺得十分不足的。

離開臺灣的曾文星醫師，與臺灣精神醫學界的聯繫，嚴格說起來是不多的。在文化精神醫學上，或在文化心理上，他是和楊國樞教授等人有所聯絡，與宋維村和文榮光等人也有所提𢹂。但這些有限的作用完全不是在心理治療領域。

1989年左右，詳細的時間不甚確定，曾文星和徐靜曾回到臺灣一次。在當時的主任宋維村的安排下，他在台大精神科有一場演講，關於心理治療的。他簡介各種取向的心理治療，而動力心理治療則是以自我心理學（ego psychology）為主。我記得自己聽了演講，有點失望，舉手問曾教授說：「您本身心理治療是怎樣的取向？」曾教授回答說：「折衷派的。」當時年輕氣盛的我，想必是臉上流露出明顯不以為然的表情。

在那一個年代，張凱理、陳登義、楊幹雄、蔡榮裕、楊明敏、劉嘉逸、周勵志和我等人，偶爾有不同形式的心理治療聚會。當時的閱讀先是拉岡，後來轉為客體關係理論和自體心理學（self psychology）。自然地，對這樣「折衷派」的回答是頗為不屑的。

如今回頭看曾文星在心理治療的成就，從帶著距離的歷史眼光來看，自然是多了幾分的理解。

在曾的回憶錄裡，關於哈佛大學住院醫師期間，他提到兩位精神分析著名人物一是當時心理衛生中心的副院長森牟拉德（Evin Semrad, 1909-72)，當時美國最著名的精神分析大師，各地專誠來學習他會談技巧的人不絕於途，而學理上則是精神病病患的精神分析理論著名；另一則是瓦利恩特(George Vaillant, 1934生)，才大曾醫師兩屆，但在第三年住院醫師就開始負責哈佛計畫（Harvard Study，30年代就開始，關於人的發展，一直持續至今），日後又將自我心理學中的所有自我防衛機轉歸納整理，成為廣為人知的四層次說法。

曾的心理治療訓練，在他在美國擔任住院醫師這段期間，是恭逢精神分析以美國自我心理學為主流的時代，而認知行為治療才剛啓步。曾雖然不是十足的精神分析信徒，但也是充分沈浸在其中。只是，在當時，自我心理學取向的精神分析已是即將轉盛為衰的前夕，一方面備受以人本為首的各路心理治療所抨擊，另一方面自體心理學的科赫（Heinz Kohut）或美式客體關係的坎柏格（Otto Kernberg）又都還沒登上舞台。

離開了住院醫師階段，特別是回台大開心理治療門診的意圖遭到壓制之後，曾的學術活動逐漸確定以文化精神醫學為主。而心理治療只是他文化介入的手段，並非他的學術興趣之所在。自然的，精神分析或心理治療後來的發展，也就不再是他關心的範圍。

從曾文星八〇年代之後的活動來看，我們可以這樣忖測：心理治療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一來是他為心理衞生專業人士的培訓所做的基本訓練和通俗出版，二來是他在八○年代以後在中國活動的主要切入點，是為他所執着的文化精神醫學鋪路。相對於當年中國心理衛生及心理治療的發展，在中德班等訓練課程還沒來到中國以前，曾文星當年在哈佛的學習也就綽綽有餘了。

晚年的曾文星將心理治療和文化精神醫學/文化心理學結合，嚴格說來，並沒有太多突破，頂多只能說是起了一個頭。在文化心理/人類學的領域裡，隨著六○年代後現代的思潮，早已經典範轉移，不再只是二次大戰時的本乃迪或米德或之後的許烺光，而是Clifford Geertz的象徵人類學或法農(Franz Fanon)這類的後殖民論述 ；在心理治療/精神分析方面，五○年代以後，法國的拉岡和英國的克萊茵已經改變了整個知識的版圖。曾文星在這兩個領域的掌握，都還是停留在前一世代，自然的，這樣的結合並沒帶來太多的影響力，也沒帶來擲地有聲的論述。在九〇年代以後華人地區的學術研討會𥚃，屢屢成為大會主講人的曾文星，總是繞在同樣的話題𥚃，挾西方說明中國又挾中國批評西方，巴勒斯坦流亡美國的知識份子薩依德(Edward Said, 1935-2003)所稱謂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之一吧。

但不可否認的，是作為「人」的曾文星，他在中國的出現，包括他的態度、熱情、和教學上對後近的用心，在那樣的時間點，確實起了相當了不起的作用。只是這影響僅止於大陸，並沒在台灣展開。

叢中在追悼文章中曾提到兩岸對他不同的反應，認為是「後來隨著曾文星老師來大陸的工作増多，他日益受到台獨份子的攻擊」。關於這一點，我則有不同的理解。

在七〇年代末八〇年代初，同樣戮力協助大陸心理衛生發展的還有林宗義教授（1920-2010）；而林教授也是建議世界衞生組織找曾文星教授來協助中國心理衞心發展的關鍵性人物。但林宗義教授卻從未被「台獨人士」抨擊，甚至還是相知相惜的。

林教授父親林茂生原是台大文學院院長，在1947年國民黨鎮壓台灣的二二八事件中遭到殺害。當時還是台大精神科年輕主治醫師的林宗義，一方面要忍住悲傷繼續工作，一方面還要遭到國民黨特務的長期跟蹤。這也就是為甚麼在1965年世界衞生組織聘他到日內瓦就職，他便毅然離去，數十年內再也不回台灣。他始終向國民黨政府堅持要求要公佈二二八事實，至少要承認二二八事件的存在，否則絕不回台灣。直到1987年，當他的行蹤遍佈中國大陸和港澳（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皆聘他為榮譽教授），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接受他以追悼會的方式，公開追悼他那位被帶離家門就再也沒音訊、連如何死亡都不知道的父親，林宗義教授才願意回到台灣。那一年，我還是台大醫院精神科的住院醫師。追悼會就在醫院百公尺內的濟南教會舉行。我偷偷蹺班去參加，一抬頭發覺科裡的老師幾乎全來了，甚至可以說半個台灣醫學界都來了。

林宗義教授是一位公開台獨主張的人士，是昔日送曾文星到哈佛進修的老師。林宗義這樣的人士，自己不僅協助中國大陸心理衛生的發展，也是長期以來持續支持著曾教授在國內所進行的一切工作。在這樣情況下，說台獨份子攻擊曾文星教授而造成他少回去台灣，是不甚準確的。然而，根據叢中的文章，曾教授會有這樣的感受，也是事實。曾教授當年在台灣，和當時的科主任林憲教授在內的幾位師長是處得相當不愉快；同樣的，科𥚃的老同事對他才回台灣四年，就因為台灣的國民黨政府退出聯合國，而急著要到夏威夷任職，其實是相當不悅的。在這樣情況下，1972年離開台灣的曾文星教授，幾乎是少與台灣精神醫學界聯絡的。這情形原本就存在，絕非他在八〇年代經常拜訪大陸之後。只是，這樣的情意結，也就一直打不開了。

2005年，我聽聞曾教授將赴上海參加中國心理衛生年會，也就興沖沖地到上海，想邀他擔任當年「台灣心理治療與心理衞生聯合年會」的大會演講人。那一次見面，雖然他答應了，卻是提出頗多條件。待我回台北以後，一方面揣測當時的聯合年會恐怕負擔不起他的條件，一方面心情也頗受打擊的，索性寫信給他取消這邀請，從此再也沒聯絡，連次年在北京舉辦的第一屆世界文化精神醫學會，也都不再回應。我個人和曾文星教授的關係，也就從此不再有任何受益的機會。

我在聽聞曾教授去世的消息，忽然十分傷感。在取得他在2010年出版的回憶錄《一個人生，三種文化》裡，連夜一口氣讀完。掩卷之餘，才明白當年曾教授對我這麼一位台灣冒出來找他的人士，為何會有當時的態度。我很遺憾，自己容易受權威氣頹而逃避的個性，在當年的情況下，失去了所有接近他而受益於他的機會。記得在上海時，他談起正計劃寫作的回憶錄，我立刻說服他考慮交給我所熟悉的心靈工坊出版社，而他也幾乎答應了。如今，這書和他最後幾本心理治療的書籍一樣，都是落在心理出版社，安安靜靜地全被忽略了。

離開臺灣的曾文星，原來以為找到文化精神醫學的新領域，沒想在臺灣也漸漸失去影響力。而心理治療，在八○年代以後的中國曾一度起作用；但面臨越來越專業的各路人馬，包括中德班等更專注於當前心理治療的各門派人士，曾文星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式微了。

在六○年代的臺灣，在八○年代的中國，曾文星都對當時的心理治療起一定的作用，可以說是時代的火車頭。一個人可以在不同的時刻，在兩岸心理治療的發展，都是打開了一個新時代，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如果再加上文化精神醫學，他的回憶錄其實也可以稱為《一個人生，開創出三個時代》。

儘管在後來的發展裡，長江後浪勢必一波又一波地推走前浪，曾文星在兩岸心理治療的歷史地位，終究是不可遺忘的。

相關連結：沉痛悼念曾文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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