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佈大街小巷的便利超商和茶飲店，在台灣的分佈密度雙雙高居世界第一，甚至成為島國不分城鄉的特色街景。不論是席捲零售市場的跨國超商，還是本土飲食文化輸出代表作的手搖茶飲，在街頭巷尾爭輝的它們都深深嵌入庶民生活，成為多數人的日常消費模式。正因為這是我們再熟悉不過的生活經驗，所以當塑化劑的疑雲罩頂，那些被認證為「衛生」、「安全」（相對於雜貨店和攤販冷飲？）的商品突然危機重重，整個社會感受到的衝擊就更為直接且廣泛。

就像是被信賴關係無預警地背叛（而且已經背叛了20年），事件爆發後民間在信心危機中惶惶不可終日，而官方則祭出霹靂手段來宣示決心，企圖挽回流失的信任默契。這樣的場景似曾相識，不僅出現在311核災後的日本社會，早前的H1N1、三聚氰胺以及SARS事件，也都引發輿論對既存機制以及因應處置的強烈質疑。德國社會學家Ulrich Beck針對類似事件曾提出「風險社會」的分析概念，認為以現代性及經濟發展邏輯所組構起來的現代社會，其實在各環節都滲透著難以預測卻影響深遠的大量風險。這些風險不像地震、颱風等大自然破壞力量，而是和人類目前的生活方式息息相關，它可能關乎一種創新的科學技術、未曾出現的經濟模式，抑或政府機關的治理方法。以塑化劑風波為例，可觀的飲料市場促發了濃縮果汁的出現，業者藉以降低成本並加快銷售速度，從而維持其連鎖系統的獲益；而政府機關則隱然在經濟發展的治理邏輯下，樂於提供驗證、配合演出。一旦這些緊扣的環節出現漏洞，有可能引發整套機制的連鎖崩解，進而使社會陷入高風險狀態。

「風險社會」理論也預測，危機的爆發將導致更多專家和人為機制的投入，進一步藉科學、法律、政治等等手段來讓瀕臨崩壞的體系回穩。然而，這些以相同邏輯所建構的新機制或許可以平息風波，但也同時在愈形複雜的系統中置入更多的風險因子。近來的媒體上，我們的確看到諸多專家的亮相，立法部門也揚言從嚴、從重修法，而行政單位除了展現查緝決心，益趨複雜的「科學」檢驗流程自然是可預見的走向。至於這些「新知識」、「新措施」的功效如何，事過境遷後大概也只能留給下一次危機事件來檢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