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惠英 (The School of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at Forest Institute博士班)

在高度戒護程度的綠灣監獄的隔離監裡，我跟著一位心理師，觀察她和一位個案的會談。因為是隔離監，個案在離開他的牢房時，手銬腳鐐都會穿戴著，等進到會談室，個案就被銬在他的坐椅上。隔離監的會談室設計考慮安全性的問題，所以在個案和會談者的座位之間，距離比一般會談室的空間大了許多，且個案手上的手銬就銬在座椅旁，個案的座椅是固定式釘牢在地上，這些都是防範受刑人突然暴衝過來的預防設計。隔離監的中央台就在會談室旁邊，裡面的工作人員隨時可以看到會談室的動靜。

表現良好，沒有行為問題的受刑人才能離開舍房進行會談。心理師要如何和隔離監的受刑人進行會談，通常要看戒護人員的判斷而定。若是戒護人員擔心安全問題，受刑人就會被帶到空間較小，有厚厚的壓克力玻璃相隔的會談室，心理師透過麥克風和個案進行會談。若是受刑人表現不佳或是不穩定，通常心理師就只能在他的舍房門前簡短談話，此時還要忍受其他舍房受刑人傳出來的噪音或是冷嘲熱諷的言語，像是：「Dr.某某，你不要再裝了，你根本不在乎我們」，個案沒有隱私也無法專心談話。

監獄這環境不斷的提醒你，這些人很危險，不要輕信他們的話語，不要被利用。堅定拒絕的姿態，是戒護人員的基本態度。『凡事都先告訴你不行，反正後來若是發現你的要求是合理的，我可以再改變我的決定，此時你會感謝我而不是恨我。但我若是先答應你的要求，後來發現有問題時再來取消答應你的事項，這時你就會恨我了。』，這是戒護人員的管理邏輯，先拒絕你再說，然而經常看見個案的負面情緒，就是在這種常態性被否定或是否決的互動下產生。

心理專業人員則常在這相信與懷疑兩者之間來回擺盪。在監獄和受刑人工作，不用太久就會知道，不能太相信個案告訴你的話，要多方查證才能獲得實情。謊話通常是包裹在部分的事實裡，當你面質對方說謊時，他會強調他陳述的事實部份，忽略自己說的謊言，意圖借此為自己的不誠實開脫。真真假假的話語，包含著個案刻意的矇騙，下意識的隱藏以及力圖呈現出的自我樣貌。其中包含有人格違常的運作、有防衛機轉的成份、也有認知扭曲下的偏離事實。做心理工作的我們，還會努力去了解背後的動機何在，但是從事戒護管理工作的人員沒那份閒情，他們都是從人性最惡的角度去看待受刑人。為了保護自己的安全，確實得要比受刑人想的更多才行。

在這樣的工作氛圍下，心漸漸地也會變得冷酷（或說是冷靜？）起來，聽見個案的故事時不再立即地湧出情感，而是像有台謊言偵測器，在腦中不停的運轉著，隨時舉起紅旗示警。

但偶爾，心中那塊柔軟的地方會被觸碰到。

「這傢伙不過就是個大一號的青少年啊！」，看著眼前上著手銬，對著他的心理師侃侃而談的個案，他的情緒表達方式，邏輯思考能力和問題解決能力都和十二、三歲的青少年無異。他讓我想起了許許多多過去工作過的少年，此時一股柔和的情感湧上心頭。

我和兒童青少年個案工作時的情感，是十分自然流暢的，對於和這個年齡層的個案工作，我樂在其中。其中一個主要的因素，我想是因為覺得他們的未來依舊充滿希望，和兒童青少年工作，會感覺到自己投入的心力是值得的。但是成人罪犯的問題經常牽涉到多重議題，除了心理疾病與人格疾患，多年的藥酒癮、複雜的親密關係、問題重重的親子教養問題、待培育的職業技能等，這些問題常常讓我看到個案時，先想到他們未來的問題，而看不到希望。更何況，他們還常常謊話連篇。

「我是因為討厭自己的挫折感，而討厭起工作的對象嗎？」我檢視自己的狀態，自問著。

看著裝腔作勢的成人個案，我在心裡嗤之以鼻；個案對我說他童年受虐的故事，我想的是：「誰童年沒被打過罵過？不要哭哭啼啼了，像個男人好不好？」；藥酒癮多年反覆被關的個案，信誓旦旦的說：「我出去以後一定不會再碰毒品不再喝酒」，我心理的對話是：「最好是有像你講的這麼容易喔！那你前三次被關是怎樣？」。我心裡不看好的聲音，遠大過於相信個案力量的聲音。

但如果，他們其實和青少年無異呢？

和幾位在成人監獄工作多年心理師分享我的看法，他們也認為其實很多成年犯的心智狀態，都還是和青少年差不多。有位同事這麼說，他認為越早進入司法矯治系統的人，其心智與情緒的發展的停滯就越早。姑且不論這看法是否有事實依據，但我確實是看見不少人，即便成年了，依舊是用那受困的少年姿態，本能反應式地和周遭對抗著。他們就像是長滿刺的荊棘，不斷地扎著身邊的人讓人痛，讓人不敢靠近，而他們自己卻呼喊著孤單、渴望感受到溫暖。

想著這些成人個案不過就是大一號的青少年，讓我在就像是儲存容量即將爆掉之際，突然多出了許多空間，可以繼續承接著個案的狀態。一天一天，我在對於治療成年受刑人個案的信念上，越來越接近我想要的心口合一。誰知我所認為的荊棘之地，不會是片玫瑰園呢？

就算不是每株都開花，我……至少帶著希望，繼續澆灌著。

(原刊於作者網誌，經同意授權刊登)